欠他一声“哥哥”

家庭生活是每个家庭成员心灵的镜子，也是衡量他们人格的尺度。

自打两个星期以前，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，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。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，不时地用手揉眼睛。通知书没到，她总担心我考不上;如今通知书到了，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。

我对妈说没事，我大了，自己能走的。妈叫我别犟，说不是叫黑娃送，就是叫他爸送，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。

没法，最后我只好妥协了，同意让黑娃送。

黑娃是谁?按理说，我要叫他哥。自从我爸去世后，后爸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。他们一来，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，眼睛鼻子都碍事，总不想看到他们，更不想跟他们说话。每天天一亮，我就上学，天黑透了，才回家。一天三顿饭，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，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。

我讨厌看到那两双眼睛，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，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。他每次夹给我的菜，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。

我知道，我这样做，妈心里是很难过的，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，跟他们说话，叫声爸，叫声哥。可是，我办不到，怎么努力，也办不到。

看到他们爷俩，总觉得像小数点后面除不尽的数字——多余。我只有一个决心，一定要考上大学，离开这个家，再也不跟他们住一起……

有道是：苦日子长甜日子短。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明天，我就要上路了。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。可妈倒在我床上，老是睡不着，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：“秀，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……”

妈刚说话，就开始抹泪，“妈对不起你，秀。你爸死后，妈实在是没法，才走这一步。妈又有病，这么多的地，家里没个劳力，多困难哪!不用说供你上学了，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。你四年大学，少说也要好几万，这还得靠他们爷俩。唉，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，女儿家，人大心大，妈也不怪你。天亮，你就要走了，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，天亮临走，叫黑娃一声哥，好吗?他今年二十了，比你大一岁。”

我不说话。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，爸死了，她那样困难，也没让我辍学。这一点，我深深地懂得，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。但要我叫他爸，叫他哥，实在是难办到。

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，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，表示我愿意听话，可天亮了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。

说实在话，他们爷儿俩，人并不坏，一老一小，两个老实疙瘩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，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人。每天，天不亮下地，天黑透了，也不见回家。平时，吃好吃坏，穿好穿坏，一声不吭。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，从春到秋，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，没白没黑地干，就连到了拾棉花最忙的时候，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。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，每到下雨下雪，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，送雨鞋。

其实，我宁可淋着，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。每次，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大门前面时，老远地，我就跑出教室，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，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。

后来，黑娃也自觉，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，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，淋着雨，等我放学出来，身上披块塑料布，湿透了，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。

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话，其实，黑娃长得并不难看，高高的个子，长长的脸，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。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，将黑娃晒得很黑。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，我敢说，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，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。可是很不幸，他妈死得早，甘肃老家，山沟里穷，上不起初中。来到我家那年，他才十五岁，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，可家里这么多地，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成了强劳力，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……

我和黑娃上了火车，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“轧轧、轧轧”声，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。

坐在火车上，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，我知道，我这一去，不是永别，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。我好想妈妈，我就从车窗往外看，想看到妈妈，看累了，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，假睡，反正不想朝对面看。我知道，黑娃正端坐在那儿，双手夹在两腿中间，也在朝窗外傻看，他在看什么呢?

我下意识地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，他仍像根木头一样，不说，也不动，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。他似乎也知道，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不会跟他说话的，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，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流动的风景线。

一天一夜过去了，同坐在一起的旅客，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，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。

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，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，但都没有成功。

火车快到兰州了，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，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，互相没说一句话了。有时，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，啥也不吭，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。

火车进了兰州站，停车十分钟，那些卖东西的人，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。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，就问：“哎，花生多少钱一包?”

“一块，要不要?”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，举在手里。我见价钱还可以，就拿出一张五块钱，说：“买两包。”

那乡下妇女收了钱，先给了我两包花生。随即，手在袋子里抓了抓，不找钱，调头想走。

我正要喊，只见黑娃眼疾手快，立即从车窗里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，凶狠狠地说：“找钱!”

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。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，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。

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，再转身看看黑娃，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，安静地看着窗外。

车又开动了。

我朝黑娃看了一眼，将手里的两包花生，分给他一包。他说他不饿，要我留着慢慢吃，到西安早着哩。

于是，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。一直到西安，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，才将那包花生装进兜里。

到西安火车晚点了，夜里十一点才到。西安火车站好大呀!车站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。我下了车，头晕晕的，不知东西南北。在人海中，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，我才真正觉得，我已经离开了家，离开了妈妈，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心里好想哭。

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，我提着包，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，原先那种厌恶、傲慢的感觉，不知哪去了，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，那么贴心，那么卖力，肩上背着两个大包，手里又提着小包，走得那么艰难，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，生怕我被挤丢了。

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，心里很害怕，问：“这走到哪了?对不对?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。”

他说：“不问，对着呢，就打这儿出口。”

“你走过吗?”

“走过。那年，跟爸来，也是这样钻的。没错，走，跟着我。”

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幸好听妈的话，让他来送我，否则，这大包小包的，拖不动，扛不动，又不识方向，这会，准该哭鼻子了。

几个弯儿一拐，忽见前方灯火辉煌，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，我一眼就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，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。

打老远地，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“陕西师范大学”几个字，高兴得大叫：“哎，陕西师大!那儿，你看，在那!有人来接我们了!”

我高兴得跳起来，连忙从人丛中挤过去，拿出入学通知书。

那些大学生们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，往他们车上送，还叫我们动作快些，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。

另一个男生走过去，从黑娃肩上往下拿包，问我：“他是你什么人?你哥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那男生又说：“那好，就一起上车吧。学校有招待所，对家属全部免费。”

黑娃放下包，说：“不了，妹妹交给你们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在车站上坐会儿，明天天不亮就回。”

那个大学生说：“明天天不亮就回?忙啥?到了西安，还不好好玩玩?难得来一趟，去看看半坡呀、兵马俑呀，去华清池洗个澡呀……来来来，上车。”

“不了，俺家里还有事，地里棉花开始拾了，俺爹俺娘忙不过来。”他说着，就要走。

说话间，车开了。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，赶快捅我，说：“咦，跟你哥说再见呀。”

“哥……”我从车窗伸出手，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，好想哭。

他一听，连忙笑着对我挥手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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